1948年初冬的南京城阴风料峭，陈布雷把几个在城里的子女叫到身边，反复叮嘱一句话：“无论局势怎样，都别伸手要官。”孩子们默默点头，那天的气氛比天气还冷。不到一年实盘配资app，这位陪伴蒋介石二十一年的心腹自尽身亡，留下八个成年子女和一句再简单不过的家训——远离仕途、精于本行。
时间拨回二十多年前。1927年四月，北伐军攻入上海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，蒋介石正在找“能写能谋”的文胆。会客厅里文人进进出出，蒋只问一句：“有无私心？”答不上来的便被刷下。“杭州《新闻报》那位陈布雷可以试试。”有人低声提醒。陈布雷被请到庐山，谈话不到半小时，他写出一篇措辞犀利却不失温情的《清党声明》。蒋介石当场拍板：“你留下。”一支笔就此跟定了一个政治强人。
陈布雷和蒋介石的关系常被概括为两个阶段。1927到1934年是松散模式，经常“周末秘书”似的跑南京，平日仍写社评、办报纸。1935年汪伪阴云渐起，他索性辞去报馆职务，常驻蒋官邸。虽然官衔不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，但蒋每逢电文、演讲、批示，都要先递给陈布雷过目。熟悉的人戏称他是“皮包里的小军师”。
表面显赫，家门却极其清瘦。除了薪水，陈布雷不碰任何灰色收入。1939年重庆物价疯涨，一瓶鲜奶要大洋十元，宋美龄体贴地给他家送牛奶票，他谢后立刻作废。陈过回忆：“父亲说，别人多喝一口奶，我们家就多一份羞。”
家规最广为人知的是“八子不许做官”。长子陈迟曾说想报考中央政治学校，陈布雷只问：“种田救国还是政治救国？”陈迟低头不语。第二天父子对话只有一句——“去考农学院。”这一晚，楼上传来母亲王允墨温和的训诫：“想当官，先把一亩三分地种明白。”
严苛并未扼杀兴趣，反而让兄弟姊妹各寻所长。陈迟后赴美攻读农经，回国成了农贷专家。陈过医专毕业，再赴美国深造，1950年被新政权请回，出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，正厅级。陈适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授；陈迈成了华东铁路工程师。最小的陈远，步父亲旧路当了人民日报记者。两个女儿陈琇、陈琏皆是高材生，其中陈琏身份最特殊——上海地下党交通员。她曾对姐姐打趣：“我帮人送书信，你帮人教书，我们都算救国。”
对立立场难免尴尬。一次家庭聚餐，陈布雷看着刚从皖南回沪的陈琏，只轻轻说：“路上当心。”再无其他。陈琏后来回忆：“那晚他连一句责备都没有，好像生怕多说一句会让我更危险。”这寥寥数语，道尽父女间那条无形却坚固的情感纽带。
家教严，为何仍出共产党员？根子在陈布雷“廉”（清正）与“才”（专业）两字上。他给孩子设定的“不可碰触区”只有政治权位；至于理工农医，乃至新闻、教育，皆可施展报国之志。国民党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也许在另一条道路能找到答案——这种潜台词，孩子们听得明白。
1948年11月13日，南京梅园新村枪声未息，失望与病痛夹击的陈布雷用一颗子弹结束生命。蒋介石痛斥“谣言重创忠臣”，却无力挽回民心。两周后，他派专机送来抚恤金，王允墨却分文不收，只留下了那只写满字迹的皮箱。里面除了未完成的《国民政府十年实录》，还有一页扉纸：八行字，八个名字，每个名字后面划掉“仕”字，改写成“学”字。
1950年，北平解放已满一年。北京饭店的灯光里，陈过与昔日同窗握手，本以为会被追问“国民党阀家属”，却只听到一句平淡口令：“欢迎回来治病救人。”多年以后，浙江省卫生厅的办公室挂着一张全家福，墙角还立着父亲当年用过的那支钢笔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家族第三代里依然有人选择政治道路。陈迟移居美国后，其子陈师孟在台湾高唱“台独”，站到大陆人民对立面。这种骤变让许多研究者唏嘘：同一屋檐下的家训，在不同土壤里，可能开出截然相反的花。可见，教育只能指方向，社会环境才是加速器。
陈布雷立下“子女不仕”之约时，大概想用个人清流抵御时代浊浪；他没料到浊浪终究卷走了自己，也没能阻止孙辈在另一端走向极端政治。遗憾的是，这样的因果并不罕见。一个家族能否长久保持理性、担当与自制，取决于每一代人对原则的主动坚守，而非先辈的单向叮咛。
陈家二代多数恪守本行，读者今日翻阅档案，仍会看到他们在农业、医学、工程、教育领域留下的扎实成果；而“一门两厅”的说法，指的正是陈过、陈琏先后被授予正厅级职务。有人评价：“陈布雷败在政治，却胜在子女。”言语虽尖刻，亦道出事实：在那个动荡年代，守住良知与专业，比掌握权力更难，也更可贵。
2
趣策略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